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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

上星期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教宗尼古老二世，他如何努力的在重振教会的领导权，以选举教宗条例，清楚地规定了选举教宗的程序和资格，这是对俗人授权对症下药的强心剂。尼古老二世去世之后，就是按照选举教宗条例选出的。虽然受到日耳曼皇帝的干涉，但是受到有利之士的支持，使对立的一方知难而退，而使尼古老二世的选择教宗条例获得了胜利。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是先来看看以合法方式选出的亚历山大二世和以后的额我略七世，如何努力去重振教会的领导权。欢迎您收听！

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他是一位忠诚的改革家。在米兰当神父的任内，他创始了一种民众运动:反对买卖圣物，反对不合法的神职，这个运动称之为巴达利亚。被选为教宗之后，他一本利奥九世以来的革新政策，积极推动教会的各项改革。首先，他召集了各地推动巴达利亚的领袖们到罗马，在祝圣枢机的御前会议上承认巴达利亚运动,并且把代表教会的旗帜授给海伦巴尔骑士,他是推动巴达利亚运动的在俗教友。这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新鲜事。

教宗明令信友反抗不合法的神职人员，他还充分发挥教宗权力驾乎人事忌惮之上。他以开除教籍，警惕结婚不久而又离婚的日耳曼国王亨利四世。他还制裁了和他友谊深厚而且还曾经出面强力击退来自日耳曼的阻力，也帮助他让与他对立的和诺里悄然隐退，而使他顺利的成为当时唯一的具有权威的教宗。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在位12年，由于日耳曼国王亨利四世登基的时候年纪只有6岁，贵族专横，到他成年亲自主政之后又忙于重振王权，削平诸侯，无暇和教会对抗。政教冲突的表面化要到继承他职位的圣额我略七世教宗在位的时候，发生所谓的俗人授职冲突，这是中古时代政教冲突的最高潮。

额我略七世原名是希尔德布朗，大概在1015年到1520年之间，生于托斯卡尼的绍诺城。少年时到罗马，就读于圣玛利亚修道院。当教宗额我略六世被日耳曼国王亨利三世罢黜，放逐到日耳曼的时候，希尔德布朗他是以秘书的身份随行。后来当他被选为教宗的时候，取名为额我略七世，就是要表明亨利三世干涉教内政的非法性。教宗利奥九世从日耳曼到罗马去就职的时候，希尔德布朗成了他的随行者之一。不久，利奥就任命他为罗马教会的助理辅祭，是罗马教廷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许多学者认为，从1050年开始，希尔德布朗是实际统治罗马教会的人物。从利奥九世开始，历代教宗的改革措施大多出自于希尔德布朗的策划，这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到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去世之后，希尔德布朗，他以首席六品辅祭的身份主持教宗的葬礼。罗马公民夹道欢呼，争睹他的风采，称希尔德布朗为新教宗。枢机们立刻到宗徒之长伯多禄在罗马受监禁的纪念堂，正式选举希尔德布朗为教宗。一向谨慎的希尔德布朗在获得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的同意之后，才接受教宗的加冕典礼。

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他们的名字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异常矛盾的情绪。如果要给他们的人格下断语，实在是不容易。教宗额我略七世，他就是这些少数人物当中的一个。十九世纪的格力格罗维，他认为以拿破仑和额我略七世来做比较，拿破仑不过是个野蛮人罢了。格里格罗维认为额我略七世是一个魔术家，他会用不可见的魅力使全世界吃惊。

圣教会将额我略七世祝圣列入圣人的行列，每年5月25号来庆祝他的瞻礼日。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型的教宗，而非宗教型的教宗。可见，额我略七世给他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好友圣彼得达米昂曾经诙谐的称他是神圣的撒旦，意思是额我略七世是一位卓而不群、素业匪屑的人物。他身材矮小，敏捷劳碌，充满着勇气和活力；啃噬着他的灵魂的，是一种要光荣天主的热忱，他什么都能干，但必须要有目的。他的信札几乎全都保留下来，使我们得到有关他教宗生涯的史料。他的大部分信函是致各地的总主教主教的，也有给各隐修院院长的；另外，他也和欧洲王宫们通信，甚至于还与摩洛哥的阿拉伯君王通信。在内容上，不只是礼尚往来的信函，其中还有许多论及了教会权益、道德进步、买卖圣物与开除教籍等等的主题。

想要了解额我略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政教上的冲突，必须要先认识额我略七世的一般活动。现代史学家对卡诺萨一世的描绘淋漓尽致，使人以为那是额我略七世全部的教宗生活。其实他一生的工作并不在抑制亨利四世，相反的，他常常避免和皇帝冲突。

额我略七世出任教宗的时候，并没有新的计划。他仅仅继承利奥九世以后的教会革新工作，还有教士道德生活的重整，教会从世俗力量获求解放。在额我略七世当选教宗之前，这两项运动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了，各教宗对革新的理想都已经有了共识。

教会能够重新尊奉圣统治与牧灵的职权，那要归功于还没有当选教宗的希尔德布朗。我们可以说，希尔德布朗的成就超过了以后成为教宗的额我略七世。额我略七世与日耳曼皇帝关系的破裂，主要的原因不在事实的本身，而在亨利四世的个性。额我略七世上任的时候，亨利四世只有23岁，童年时恶劣的教育和不幸的环境使他没有到达道德上的成熟期。而他时而骄横怪异夸淡，时而哀举绝望，根本没有个性可言。因此，他汲汲隐隐于狡诈之道，以补偿他性格上的缺陷。现在的人称这一类的病是歇斯底里症。亨利四世缺乏男子气概，在政治上和私生活上都毫无能力，他同时代的人都不尊敬他。

额我略的政治思想曾经引起学者的激辩。有人认为，他企图建立一个以教宗为中心的神权帝国。从额我略七世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作品看来，我们得不到这种极端的结论。虽然额我略七世曾经明显的说明教宗对西班牙、匈牙利、丹麦、波兰和阿布利亚等地的主权。但是，这主权是封建主权，因为西班牙、匈牙利、丹麦、波兰、阿布利亚等地方，至少在教会的立场来说，他们是教廷的附庸国。更有利的反证是在冲突期间，连最反对额我略的人也没有指控他有取代王权、建立神权的野心。

本质上，额我略七世的政治思想是根据杰莱西的双权论。教会有统治人的灵魂的权利，而所谓人，则包括了帝王公侯在内；有关灵魂之事，教宗有绝对权。帝王犯了罪，也该受到社会的制裁。所以开除教籍、罢免皇帝等等都在教宗的权力范围之内。可是，像这一类的极端措施，很容易被解释为神权帝国，额我略七世之被污蔑，原因就在这里。

再看看日耳曼的情形，公元1056年，亨利四世继承日耳曼人王位的时候只有6岁。在他未成年的这段时间，日耳曼政治的弱点已经全部暴露无遗。即没有所谓的中央政府的系统，又缺乏足以帮助国王行使权力的官僚制度，贵族们唯权力是从。亨利三世在位的时候，他们固然不敢跋扈，但是母后听政就不足畏了，也就开始了权力的斗争。内战期间，得势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个人争取利益。亨利不断地为各党派所轮流把持，养成了他反复无常、多疑急躁的性格，但是这也越加的使他日后体会到日耳曼急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

1069年，亨利四世亲自主政，决心要削弱诸侯的势力，建立稳固独立的王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亨利四世认为首要之务是在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王集，作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其次是建立一个忠诚可靠的官僚制度，以对抗贵族的擅权。因此，他就把萨克逊南部的一块土地占为己有，这块土地位于日耳曼的中心，有丰富的银矿。在他大量任用出身为贱的侍臣代替贵族和教士来建立他的官僚制度。亨利四世在执行这些个政策的时候，似乎是操之过急了。为了要扩张私地，他以各种借口没收了萨克森公爵的封地，甚至于还把公爵监禁起来。他任用了许斯华比亚附庸来镇守新获得的土地，因而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感；他是重用侍臣，又招来了贵族的不满，因为政府里面的职位一直是他们的专利。总之，亨利四世过于激烈的措施，让那些长久以来就掌握着权力的贵族们难以接受。所以，当萨克森人再度叛变的时候，亨利四世竟然得不到任何贵族或是教士的支持，结果只有放弃了那些大批的新得来的土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亨利四世一反20年前罗马教宗要他父亲亨利三世协助的情况，转而向教宗要求支援。而1073年，额我略七世才刚刚上任不久。亨利四世致书给教宗，向他认罪，并且请求他的援助。在言辞上谦卑有加，和他三年之后的倨傲相比较，那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因为额我略才刚刚上任，正准备要推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而并没有加以理会，这也就播下了亨利四世向教宗怀恨的种子了。

1074年，额我略七世召开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拉特朗教务会议，重申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的禁令。这个呢，也已经成为历年罗马教宗召开会议的惯例。不过，这次的禁令不仅在言辞上比较以前更为决断，而对违反者的惩罚也更为具体。会议的条文说：凡以金钱交易而获得神品、神职者，今后在教会内不得执行任务；同样，以金钱买得教堂者，应被革除，今后一切买卖都视为非法；结婚的教士不得举行弥撒，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做辅祭，教友也应该拒绝他们的服务。这些禁令立刻生效，并没有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我们是可以想象到这项禁令所引起的良心问题，而其他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都还在不言之中。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要使买到职位者放弃职位，已经结婚的教士放弃妻子儿女，那谈何容易啊。如果额我略七世能够给这些人一段缓冲的时间，并且拟定一套妥善的可行计划，那么改革的工作或许会有效，而政教的冲突也或许就可以避免了。1075年2月，拉特朗教务会议又重申禁止俗人授职的陋规，并且直接指明禁止亨利四世侵占教会权益，这俨然是战争的号角。中古时代最激烈的一场政教之争也就这样开始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内容就先为您播到这儿了，下个星期我要为您介绍这场政教之争的经过和结果，以及对双方所形成的影响。非常欢迎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按时收听。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平安伴随您，下周再见！